他原本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看来，有必要改变想法。

他不认识刚才的那个美国军人，却知道对方美军顾问团的身份，也清楚顾问团背后所代表的深层含义。

在东洋治下的台湾虽然是被殖民者，在参政权等各方面是无法与东洋人平起平坐的次等公民，然而在硬件建设方面，则是现代国家等级的规模，即使许多权力被压抑，但对于现代国家及其台下公民的理解与想象，也绝对是走在时代的前端。

1920年代呼应着东洋大正民主的氛围，本省知识分子曾进行大规模的“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”，长达十多年，虽然最后在东洋军国主义的崛起下，终告失败，但也换取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，规模可能有限，却是本省人重要的政治启蒙。

本省人不需要光复式的解救，而是期待将那被统治者压抑多时、旺盛的生命力，得到舒展和解放的机会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期待换来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，新来的统治者与东洋人并无不同，甚至更为差劲。

在心态上，曾替日方作战，深受东洋文化洗礼的本省人，在许多国人眼里，不久前还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，虽然官方极力淡化，但那巨大的文化鸿沟仍卡在两个不同族群之间。

更严重的是，文化差异的组成，还涉及进步和落后的价值差异，东洋治下的生活不论在物质或价值上，都远胜过彼岸，在主政者缺乏解决问题的自觉与诚意下，冲突在所难免。

战后陈仪政府的乱象，以接收之名，行贪污、揩油之实，变成了劫收。当时人在台湾，来自南京《大刚报的记者唐贤龙，忍不住提出批判：“内容不好写出来，过不了。”

接收变劫收，反映着更根本的问题，战争带来的巨大扭曲，于战后同时考验着胜利和失败双方，从战时体制要回归常态，并要试图在秩序荡然无存的焦土上建立起新的规范，收束在战时被释放的人性丑恶，这样的重建工作对任何政府都是极大的考验。

从结果来看，老蒋面对这样的过程几乎束手无策，顾此失彼，短短三四年之间，从人人拥戴的蒋委员长到被迫下野，偏安一隅。

逃难所激起的乱象绝对高于接收，试想一块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土地，于战后快速增加200万人，其中大半还是1949年到1950年间快速迁入，要安顿如此庞大数量的外来人口，即使在下个世纪都是棘手的难题。

老蒋采取的是近乎隔离双轨制的安排，在民间设置眷村、眷区，在政治上则是打造以大陆人为主导的军公教系统，这些安排当然有政治上的考量和算计，也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安顿流离人口，不得不的断然举措。

类双轨制的推行，从此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，成为日后政治上的重要问题，过程中冲击最大的本省族群，大部分人只能继续选择沉默以对，而少部分人重新捡起“本省独立运动”这块牌子，只是这一次他们要抗争的对象不再是东洋。

他们跑去东洋，重新建立组织，摇身一变将自己变成“本独”分子，并试图从《西行漫记记录的名人名言，从延安广播电台的《台湾自治运动社论中找支持。

对这些人，老蒋自然是娘希匹，不听话就得收拾。

去年，老蒋在草山上的临时住所总结战局失利的教训，一个姓爱新觉罗的正红旗蹦跶到他身前，来了一段rap，“唷唷，切克闹，drop华山丢黄山，黄山drop躲草山，hi，e on，e on，i tell you，草是落草，beore the为寇……”

老蒋大笔一挥，改草山之名为阳明山，为自己偶像狂打call。

身为王阳明的小迷弟，三省吾身还是懂的，他记得那个男人曾经说过，“要想位子稳，唯有砍砍砍。达瓦西里蒋，瞪大眼珠子瞧好咯，我只给你演示一遍。”

于是，《戒严法、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律颁布，老蒋建立起威权体制，利用各级情报机构推动“白色恐怖”的肃清，再次对省内的异己分子进行管束。

不管是本省精英分子，还是外省“思想进步人士”，无可避免地陷入漩涡，原本凝结的政治空气变得愈发沉重。

思想管控与威权领导，可视为老蒋对失土的检讨，根除异己的杂音外，也积极设立官方思想的宣传组织如“革命实践研究院”、“青年救国团”等机构，用来拔擢、培育人才。

内忧外患，老蒋无限惆怅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，一缕一缕薅头发，正当他不知如何破局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宝岛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一飞冲天。

经过逾半年的交涉，终于盼来援助和顾问团，老蒋虽心知华盛顿看他不怎么顺眼，逮着机会可能踢他下台，这顾问团既要用也要防，但来了就是好事，起码度过眼前的难关，才有机会谈以后。

此时此刻，顾问团是他蒋某人的上宾。

老蒋的心思，陈长桐能猜到七分，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，一个美军中校追着给自己亲爱的小连襟送来一洋妞，这，他似乎应该哼一首《相亲相爱一家人。

……

嗯，从六千七缩减到这个字数，改得面目全非，不通顺的地方请自行脑补，那些是非删不可的内容。

这章和下一章顺序错了，内容互相替换了，不用管章名。(本章完)